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，尤其是在基础前沿领域，原创性、颠覆性创新日益凸显其重要性。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，这使得源头创新变得尤为迫切。为了应对挑战并抓住机遇，优化科研布局、增加投入保障以及改革体制机制，从而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，对于巩固国家复兴的基础至关重要。本期“教育大计大家谈”栏目，汇聚了多位专家学者，共同探讨如何以更强力度、更实举措来加强基础研究，进而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。

受访嘉宾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昌大学校长陈晔光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李晓强；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、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刘铁岩；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、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嘉漪；以及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、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阳铭。

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，对源头创新提出迫切需求

记者：当前，为何加强基础研究显得如此紧迫？

陈晔光认为，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，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，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。缺乏对事物根本原理的深刻理解，就难以产生真正颠覆性的应用成果。同时，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，往往会催生新技术和新路径，这些又可能带来技术创新和变革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因此，加大基础研究力度，是从源头上化解“卡脖子”风险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。

李晓强指出，应用端问题的复杂性越发将我们推向基础研究的源头。当前面临的许多瓶颈，表面上是材料、设备、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，但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实现真正突破。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，就难以在原创路径上取得实质性进展，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重复。

刘铁岩强调，今天的基础研究已成为当下竞争的底层能力。过去，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沿着已有技术路线追赶，通过工程优化、产业组织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进步。但如今，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、技术范式、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。加之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，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方式。因此，今天谈论基础研究，已超越了以往对论文、学科和实验室的理解，而是要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，掌握未来的主动权和话语权。

结合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兼顾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

记者：基础研究需要“两条腿走路”，即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，如何更好地实现平衡？

张嘉漪表示，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虽然路径不同，但都指向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目标导向的价值在于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，这并非简单地将其转变为工程攻关或产品开发，而是围绕生物安全、人工智能、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，找准背后的科学规律、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。自由探索则是产生原创突破的重要源头，许多重大成果早期并无明确应用目标，而是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。基础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，今日看似“无用”的认知突破，可能正是明日产业变革的种子。

阳铭认为，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，并不矛盾对立。自由探索虽短期内难以产生实用成果，却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了底层科学基础。目标导向研究聚焦重大现实需求，也能从中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，反哺自由探索。这启示我们，应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。

陈晔光提出，把握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平衡，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自身的特性。对自由探索应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不设功利目标的环境；对目标导向研究则要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，从而实现“两条腿”协调发展，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。

记者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相比，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中如何发挥作用，并打通成果转化链条？

刘铁岩介绍，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，以及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开放的协同模式。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，其“新”体现在“产学研创投”一体化平台；与北京中关村学院“一体两院、融合发展”，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梯队；以及以项目制为抓手，打造兼具产业洞察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。要打通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，关键在于回答“谁来提出问题”和“谁来验证成果”。答案是：问题源于产业，方案回归产业。具体做法包括：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，组织师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提炼科学问题；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，引领企业前瞻布局，协同攻关；打通科研转化通道，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“前店后厂”模式。

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，使资源更合理、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

记者：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。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仍相对有限，如何实现更合理的分配？

李晓强指出，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预计达到2778亿元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突破7%，但与一些全球创新强国相比仍有差距。这要求我们既要加大投入，缩小差距，又要深化改革，优化经费分配结构，将有限的资金用在“刀刃”上。基础研究需要长期坚持，因此需要经费的连续支持。尤其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，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。对成熟科研团队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公共平台，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，建立滚动延续、跨周期的资助机制。

阳铭提到，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的产出具有不可预测性，目前主要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。在经费分配中，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有其合理性，但也应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面临的困难，他们思路活跃，敢于挑战难题，但受限于资源获取能力，难以充分施展才华。因此，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，也要保障广泛参与，评审中应更加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，使资源更合理、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。

记者：目前，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，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？

陈晔光介绍，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，中央财政投入约1000亿元，其余来自地方财政和其他主体。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，企业对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。

张嘉漪提出，针对产业界“卡脖子”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，可推行企业或产业联盟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模式，由企业与高校共同凝练问题、投入资源，由科学家领衔攻关。这样既能确保科研选题紧贴产业真需求，也能为基础研究开辟稳定的资金渠道。复旦大学已打造“复旦科创母基金+科创投资基金+社会专项资金”协同投入体系，并深化与头部企业战略合作，成立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，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。

刘铁岩认为，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给予方针牵引，企业提供问题与场景，科研机构贡献原创能力，社会资本提供灵活接续。对源头性、“无人区”方向应保持耐心，加大对非共识方向、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；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，应让企业更早参与“出题、共研、验证、转化”，政府通过联合基金、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，社会资本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。

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，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

记者：在科技评价改革深化过程中，基础研究评价体系仍存在哪些难点，需要怎样改进？

陈晔光指出，基础研究周期长、不确定性高，评价难点在于难以用量化指标简单衡量。一个原创性研究方向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更久才能显现成效，若前几年无显性产出即停止支持，可能扼杀重大发现。评价改革重点在于回归专业判断，实行真正的“小同行”评议，重点考察研究工作的原创性、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。论文发表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，但不应“唯高影响因子”。

李晓强表示，除了完善评价周期、评价指标外，评价维度也需更全面。基础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、工具开发、技术路线积累具有长期意义，不能重结果、轻过程，应对基础研究过程中的隐性产出，进一步完善制度化认可途径。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，将研究中产生的原创方法、工具、技术路线、关键数据集等纳入正式成果体系。建立“探索风险档案”，记录并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探索过程。

张嘉漪强调，如果一个项目未达到最初设想的指标，是研究人员不作为，还是这条通路本身就是死胡同？事实上，证明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，而这在评价层面上极难界定。因此，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，也很有必要。

记者：部分科研人员，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面临考核周期短等压力，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成长提供更好环境？

阳铭认为，绝大多数投身科研的青年人都怀有积极向上、锐意进取的上进心，也并不畏惧学术检验。青年学者入职后，应首先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——经费、招生名额、实验室空间等。考核要求也应与配套支持水平相适应。基础研究虽然成果产出周期较长，但在相应周期内取得阶段性进展是可以实现的，这类进展未必以论文为唯一呈现方式，可由用人单位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，进行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。

刘铁岩表示，搭建更加灵活的机制和更加包容的评价体系，为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，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。一是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，真正原创性的探索早期往往表现为非共识的问题或方法，未必马上转化为论文与项目，因此在研究周期内建立持续激励机制，关注阶段性评价，让青年在探索中持续获得正向反馈。二是提供长周期、稳定的资源支持，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配套岗位保障、团队资源、仪器平台、交叉合作和阶段性经费，将他们放到重大任务、交叉团队和真实问题中锻炼，给予挑大梁的机会。三是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，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，鼓励他们自己发现真实问题、组建团队、管理经费、对接产业，当青年人才主动牵引研究路径时，这种主动性能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。